儒之传入(2)
在日本,以汤岛圣堂为代表,虽供奉孔子,然而却并不将“儒”作为宗教来看。关于“儒”是否是宗教的问题,在日本近代几乎从未被讨论过,“儒”的非宗教性不言自明。虽然也用到了“儒教”一词,但是所谓的“教”不过是等同于教育、教训的“教”。
儒教被作为学问教养传入日本,但是却未渗入到生活中。因为要渗入到生活中,必然包含宗教的因素,而儒的宗教性因素中重要的部分是对上天和祖先的祭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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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思变之道107107祭祀祖先分为多个阶段。在日本,亲属类别根据法律明确规定,而在中国则是根据现实的称呼来表现,绝不允许出现混乱,因为这与祭祀有着重要的关系。
在亲属称呼上,日本简单分为“おじ”、“おば”、“いとこ”。而在中国,称父亲的哥哥为“伯父”,称父亲的弟弟为“叔父”。这关乎祭祀的顺序。称母亲的兄弟为“舅父”。在日本,舅表示丈夫或者妻子的父亲,而在中国,舅表示“岳父”或“岳丈”。称父亲的姐妹为“姑母”,母亲的姐妹为“姨母”。称父亲姐妹的丈夫为“姑父”,母亲姐妹的丈夫为“姨丈”。父亲兄弟的妻子为伯母或叔母,也称“媪”、“婶”。母亲兄弟的妻子既可以称为舅母,也可以称为“妗”。
日语中“おじ”一词,相当于汉语中的伯父、叔父、姑丈、舅父、姨夫等,这些称呼必须一一分清。小时候,如果称呼错了,便会被骂为“蕃”。蕃指不知礼节的野蛮人。
日语中的“いとこ”,在中国则表示为“堂兄”、“堂弟”,女性则表示为“堂姐”、“堂妹”。这仅限于父亲兄弟的孩子。对父亲姐妹的孩子不这样称呼,对母亲一方的亲属也不这样称呼。“堂”表示家,阳系即嫡系的兄弟姐妹冠以“堂”字,此外的兄弟姐妹则称为“表”。如“表兄”、“表弟”、“表姐”、“表妹”。
我出身于亲戚众多的家族,经常会在称呼上出错,因此常常被骂作“蕃”。于是便问父亲该如何区分这些称呼时,父亲回答道:
这大概是历史上传下来的。对于“外戚”,都称以“表”。
简单说来,同姓的称为“堂”,异姓的称为“表”。
在中国也有同姓之间不婚嫁的大原则。然而法律上并未作限制,近来也有同姓之间通婚的,但在守旧的人看来,这也是“蕃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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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儒教三千年父亲的姐妹结婚之后,她们孩子的姓与自己的不同。因此称他们为表兄弟或表姐妹。
麻烦的是母亲姐妹的孩子。我的母亲不姓陈,姓苏。母亲没有姐妹,如果有,就要和苏姓以外的人结婚。如果与姓陈的人结婚,那么所生下的孩子也姓陈,和我的姓一样。然而也应该称他们为“表”。虽然是同姓,但也不能称“堂”。
在中国,牌位被称为“神主”。其中大多供奉的是五代之上(有的是七代之上)祖先的名字。供奉同样祖先的兄弟姐妹为“堂”,其他则为“表”。
儒教极为重视对祖先的祭祀,因此在兄弟姐妹的称呼上十分严格。虽然父方和母方的血缘关系分量相当,但是却不允许称呼上的混淆。
儒教虽说被传入了日本,但是其中的祭祀部分却被摒弃了。汤岛圣堂及闲谷学校中虽供奉孔子,但也不过是一种礼仪。
从“おじ”、“おば”、“いとこ”上未加以区别,便可看出儒式的祭祀没有传入日本,并且在日本没有同姓不嫁娶的传统。
中国在法律上对同姓嫁娶未作出过限制。然而韩国在法律上严格限制同一籍贯同姓间的通婚。众所周知,韩国姓氏的数量有限,尤其以金、李、朴为多。金与金之间不能通婚,自然会带来诸多不便。因此同为金姓的人,如果籍贯不同便可通婚。恋爱之前必须先确定对方的姓氏和籍贯。
如果出现同姓同一籍贯的人相爱,该怎么办呢?现实中此类情况并不少见。这样的恋人即便结了婚,女方也不能上户口。据说在韩国像这样不能上户口的未婚母亲和单亲孩子很多。
由此可见,儒教在传入朝鲜时是完整存在的,但向日本传入时,其中的祭祀部分便被摒除了,只吸收了其中的伦理、学问和教养。因此,关于日本的儒教是否为本来的儒教这一问题便很值得讨论了。
儒中的儒批判(1)
有段时间掀起了一股“儒教圈繁荣论”的热潮。观察一下那时的世界就不难发现,经济发展迅速、社会稳定、秩序良好的国家都在儒教圈范围内。如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、中国台湾、中国香港和新加坡。儒教在一百年前曾被批判为阻碍了近代化的发展,而现在却在近代化的成功发展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
除了四小龙,还有日本这个领头雁走在前面。因此,所谓的儒教圈繁荣论中,日本也位列其中。然而从儒教的渗透力来讲,日本远不及韩国。
在前章曾论述过,日本主要是吸取了儒教中关于教养的内容,因此从儒教的渗透程度来讲,不能与韩国同日而语。儒教自传入新加坡到现在已过了三四代。若干年前,新加坡政府曾号召过开展“重新审视儒教”的运动。
新加坡由于在吸收欧美思想时,导致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,尤其是青少年行为*。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恶化,新加坡政府便采取了一定措施。这也说明了儒在新加坡的渗透较浅。
一只领头雁和四小龙,虽然同属于“儒教”圈内,但是儒教在各地区?
110儒教三千年所占的分量并不相同,因此各自受影响程度也不同,所以不能将儒教作为促进近代化的唯一关键因素,称其为关键因素之一较为稳妥。
我去台湾游玩时,会见了*先生,谈到了“儒教圈繁荣论”这一话题。*先生讲道,四小龙的共同之处除受儒教影响之外,都有过殖民地的经历。我对此表示赞成。在殖民地,异质文化会强制性进入,而不是两种文化握手言和。并且异质文化粗暴闯入后,经过多年便会盘踞于此。虽然当地居民拥有本地文化,但同时也不得不接受另一种文化。
台湾在被作为日本殖民地时,日本人在那里保持着和在日本同样的生活方式。而土著的台湾人民却不能继续保持之前的生活方式,他们从上小学起就必须接受日本的教育。大部分台湾儿童在上小学前不会讲日语。台湾人将小学称为“公学校”,而住在台湾的日本人称“小学校”,他们使用自己的语言,接受教育。台湾儿童在满六岁后就不得不成为两种语言的生活者(bilingual)。然而使用两种语言的一个优点便是可以接受两种文化。有人成为漂流在两种文化间的不幸者,也有人发挥了这种长处。比如,在看待问题时,可以用双重视点来观察。无论如何,站在A和A两种不同的角度来思考问题,要比站在一个视点上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,选择性就越大,得出的判断也更为正确。从经历过复合文化的角度来看,四小龙中韩国和台湾较为相似,香港和新加坡略有差异。韩国和台湾的居民在本土有着较长的生活历史,日本在入侵后施行了文化强制政策。香港和新加坡虽作为英国的殖民地,但进入的是具有中国式生活方式的人。香港原本是经营渔业为主的小村落,从人数来看较少,所以文化冲突并不严重。
虽然“复合文化经验圈繁荣论”不是唯一关键因素,但也不能因此便彻底推翻“儒教圈繁荣论”。儒教自从为体制收编后,其赞美论居多,近年来的繁荣论便是其一,但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看,也曾出现过反儒教?
第六章 儒与近代111111的论点。
明末思想家李贽(1527—1602),字卓吾,出生于福建晋江一户*教信徒家中。李卓吾为科举举人,在云南省姚安府知事手下做事,属阳明学“左派”,后来剃发并热衷于佛教研究,曾北上进京,会见利玛窦(Matteo Ricci,*教会神父,中国传道之先祖,1552—1610)。
儒中的儒批判(2)
他主张由阳明学“良知学”发展而来的“童心说”。由于多余的知识和旧习会歪曲人心,因此保持未受外界影响的孩童之心才是至高境界,并将此作为价值判断标准。例如,汉司马相如(前179?—前117)年轻时与一位名为卓文君的女子私奔。卓文君是成都大富豪之女,司马相如是一介文学青年,且品行不端。私奔后,司马相如没有能力养活妻子,便在妻子娘家门前开了一家酒馆。卓文君负责为客人结账,司马相如负责洗盘子。虽然卓文君与父亲断绝了父女关系,但是其父还是给予了他们经济援助。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令人厌恶的蔑视。司马相如文采出众,但由于品行不端,因此评价不高。然而,李卓吾却极为赞赏司马相如,因为从“童心说”来看,司马相如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,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。
唐朝灭亡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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